颛顼的绝地天通和社稷五祀的由来訫立史
古代帝王常讲“江山社稷”,“社稷”基本上就是国家的一种代指,其中“社”是土地之神,而“稷”是谷物之神。土地与谷物显然是自然之物,那么,为什么又是以人的形象示人和受祭呢?如“社神”的形象是后土,“稷神”的形象是后稷。这就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先人们对“神”的理解,有人说,中国的上古传说其实都是把神祖先化,是将神话改造为历史,这其实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缺乏系统思考而得出来的错误结论。人类最初的神的确都是自然神,任何种族、任何文化都是如此,但自然神是不可亲近的,不易于沟通的,于是远古人需要寻找一个与自然神沟通的渠道,这就是最初的中介神,相当于“使者”,在对“使者”的选择上,不同的文化族群有不同的选择,神的差异性就出现了,有的倾向于动物,有的倾向于植物、有的倾向于物件,凡此种种,这就是图腾文化的起源,而这些基本上在华夏的上古文化中都有所体现,但有一种最为重要,也是对华夏文明影响深远的中介神,即祖先。也就是说,在中国的远古时期,似乎就存在着一种观念,即,死去的祖先可以作为使者,成为人与上天(自然神)交流的渠道,这也是华夏文明注重祭祖的根源。这其实是构建了一种子孙同祖先之间的交易共赢关系,先人享受子孙的祭祀,而子孙会得到先人的帮助,即所谓“福佑子孙”,而这个“福佑”其实就是祖先在上天跟前为祭祀自己的子孙争取权益,所以祭祀祖先的本质其实是祭天,这才是祭祀祖先的最初逻辑,因此古人会把最好食品和器物用于祭祀,留给祖先,那么,大家应该也就能理解先人是凭借什么来“福佑”子孙的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自己死去的先人可以直接同上天沟通呢?因为“遗忘”,并且这个“遗忘”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有人把普通人的先人与上天沟通的权力收走了,这个人就是颛顼,这件事被称之为“绝地天通”。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这里的重点是“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这其实才是“绝地天通”的主要原因,如果人人都可同上天沟通,那么也就人人能凭借祖先来传达上天的旨意,这导致的就是神权的失控,因此,断绝掉民与神的沟通权力是垄断神权的前提。于是自颛顼开始,活人与上天沟通的权力被首领独占,而负责这件事的就是担任“南正”的重,如果有人敢反抗,那就是担任“火正”的黎的工作了,火正即祝融,是负责征伐的,也就是说,颛顼是凭借武力实现了“绝地天通”这件事的。如果《国语》的相关记载可信,那么,王权独享同上天沟通的权力制度从距今年左右就已经开始了,担任上天“使者”的是曾经担任过王的先祖,也就是最高的那位先王受祭,而上天的神格被称之为“帝”,即是“禘祭”。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礼记》而由“禘祭”又衍生出“郊祭”、“祖祭”、“宗祭”等祭法,总之,这都是王通过祖先来同上帝交流的方式,这些祖先也就成为了祖先神,而受祭的通常又都是族群历史上功绩卓勋的人物,所以也就形成了一个由伟大的首领向神演变的过程,而非反向。同样,除上天以外的其它自然神也出现了祖先对应受祭的情况,如社神对应的就是大家公认的死去的那个最会平整土地,擅长灌溉的人,而稷神对应的就是大家公认的死去的那个最会种植谷物的人,所以共工氏之子——句龙受到祭祀,就是后土(社),烈山氏之子——柱受到祭祀,就是后稷(稷)。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左传》而商汤在位的时候,发生了大旱,谷物不长,于是大家就觉得柱这位后稷不灵了,也就是说,人们认为祭祀柱已经无法把大家的请求上达到稷神那里去了,于是把祭祀对象换成了另一个善于种植谷物的人,这个人就是周族的祖先——弃,弃自此成为后稷,周族也一直以此为荣耀。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左传》于是,后土掌管“社”,为土正,周弃掌管“稷”,为田正,都属于中介神,沿用至今,这是社稷的情况。除了土正,五行之神还有四位,即:木、火、金、水,同样是祖先神对应受祭,即:木正、火正、金正、水正。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左传》那么,这些神职又都分配给谁了呢?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左传》也就是说,五行之神中的其余四个来自少皞和颛顼二族,其中犁(黎)就是那个“绝地天通”的负责人之一,这涉及到“重”的问题,在《山海经》里,重和黎都是颛顼的后裔,也从巫觋的视角讲了“绝地天通”事件。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印下地。——《山海经》但《左传》认为重是少皞氏一族,即“使重为句芒”对应的是东方,这同《国语》记载的重担任南正有出入,也可能少皞氏的重同颛顼的重不是同一人,暂搁置。综上可知,社稷和五行观念在中国的上古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夏代及之前就已经开始祭祀社稷了,但不会早于颛顼时期,且五行对应方位也是很早的事情,如句芒为东、蓐收为西、玄冥为北、祝融为南,那么,以“五行”的使用为依据来判定古籍成文的时代是不可取的,它出现的时间可能远比我们知道的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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