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乡的求学路

　　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学校是人才成长的摇篮，而在漫漫求学路上辛苦奔波的莘莘学子们则是这摇篮里面的“婴儿”。回顾自己的求学历程，它可以折射出新中国初期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体现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对莘莘学子的关切，同时也表现出广大劳动大众在政治地位改变后对文化教育的渴望和父辈们对培养后代的热情。

　　我的祖籍在江山市吴村乡岗背坞自然村。父亲13岁(1933年)师从本村同姓本家缝纫师傅学手工裁缝手艺，16岁出师做零工，22岁结婚成家后落户县城。早先和同姓本家三堂兄一起做手工裁缝活计，期间自学缝纫机操作手艺。在县城解放前夕的1947年，父母都27周岁，在县城解放路10号租用街面房，开起裁缝店。父亲做裁缝非常投入，手艺还算精湛，加上生性聪颖，很快就将这间裁缝店开成城区地段最好，门面最大的店面。然而这也因此为我的求学路上招来一点点麻烦。

　　我们的父母一辈子多次与子女们说过：“家里再穷也不能耽误你们读书，再苦也要供你们上学。我们会用自己的双手和裁缝手艺，千针万针，供你们（指六个子女）都上学到初中以上。”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种理念可以说已经相当超前了。事实上，尽管后来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极大影响，我们兄弟姐妹6人还是在1972年之前陆续实现初中毕业。

　　1946年，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全面胜利后的一年，中国和许多战胜国的情况一样，出现“二战后婴儿潮”，即诞生了许多二战胜利后新生儿。我就在这样的岁月于江山市心街注诗巷（现称卫生巷）内一间父母租住的民舍中出生，是在8月中秋节的前夜，很是吉祥。

　　我于1951年9月（5周岁）开始上学，那时在县城关中心区，所谓上小学，就是能到校完成作业就行。当年我就是随邻居一位小姐姐一起去上小学，因为能静心学习，就顺利地提前上学了。我在家乡经历了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的求学路，一共求学过5所母校，这还不包含当年在市心街就读由天主教会举办的小学一、二年级以及在小学毕业时因年龄偏低而过渡性补读市心街沙埂补习班一个学期的情况。总之，在整个求学路上就是在城区不断地变动着校址，总共变动了十个校址。

　　我的小学一二年级是在城关大东门附近的一座学校度过的，那是天主教会作为慈善事业而在市心街经堂弄附近举办的‘经堂’小学，印象中它就没有正式的小学名称。那个年代，新中国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非常重，我们这些适龄小学生入学还是需要由这些教会学校来当大任，当年的小学仅有语文和算术两门课程，学的是繁体字，也不可能学习汉字拼音，学习汉字拼音是1958年之后才有的课程。

　　现在回想刚上学的1951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抗美援朝运动，全国人民给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其中比较有印象的就是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捐献了一架战斗机的事迹，在常香玉带领下，香玉剧社用半年时间里巡回演出的全部收入捐献了一架战斗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为前线捐赠的热情，成为家喻户晓的爱国主义美谈。当年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的，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大腕梅兰芳等。那场运动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留下“保家卫国”的烙印。

　　1951年9月，新中国在政治上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在朝鲜战争中，也正处于中国、美国和朝鲜三国开展《停战协定》谈判的关键日子。在外交方面，由于中国对外积极派兵出战朝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越来越得到斯大林的信任，中苏两国开始进入“蜜月期”。在国内，当年正处于“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没有更多的钱用于民生教育。具体到我们身上，就是小学教育经费，需要家庭和政府共同负担，还要以家庭负担为主。

　　在经济方面，新中国正在准备接受苏联的全面援助，具体的目标就是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即“一五”计划。其中，就有苏联计划重点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譬如，设在长春市的第一汽车制造厂、设在洛阳市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还有三门峡水电站，当年在清华大学就经常看到苏联专家在帮助建设新专业。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主持，从1951年开始筹划，历时4年，到1954年9月基本定案。自1953年至1957年为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很低的，毛泽东主席对此有过总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然而，不久苏联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苏联大元帅斯大林(1879年～1953年)同志1953年3月5日因突发脑溢血突然逝世。记得就在几天后的3月9日，江山县城关和全国各地一样，举行斯大林下葬哀悼仪式，解放路上每隔几米就站着一位哀悼人员。当日上午10点警报拉响，大家低头默哀。那时我年少，还不能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只觉得有点奇怪甚至害怕。

　　1953年7月26日，历时两年的抗美援朝因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而结束，在朝鲜半岛的战事中日本发了战争财，苏联得以坐大，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地位，美中对抗已成定局，美国加紧了围堵中国的策略。

　　因此，到了1953年秋季学期，在上述国内外的大背景下，县政府抓紧整办三座公办小学，这就是（城关）区中心小学、中山路小学和解放路小学；还有两座中学，就是江山中学（办有高中）和江山第一中学（其前身为文溪初中），两座中学还要负责招收城区附近几个乡镇如上余、何家山、赵家、丰足和大陈的小学毕业生升学就读，用这些中小学来应对第一次入学高潮。

　　一、就读中山路小学（就读于1953年9月—1955年7月）。

　　中山路小学是座老牌小学，老校址在现如今的县河东路市行政服务中心附近。当年的中山路小学也就是两栋教学楼和一些学校行政用房，学校的操场还兼作露天电影场。那时的县河是明河，中山路小学建在中山路和东县河的交叉处，落在县东河西岸，记忆中东县河的东岸建有解放后江山第一所县文化馆和民办东南照相馆。现校址已转出城区中山路，并改名为中山小学，2012年11月刚刚庆祝过建校100周年，我还很荣幸地受邀参加了中山小学百年庆祝会。

　　我直到1953年9月的小学三年级，依据就近上学原则。以老城区解放路大街为界，我家地处城区解放路以东的市心街，就近入学中山路小学。我在这里顺利读完小学三四年级。

　　穿透儿时的记忆，在学两年，除了接受启蒙教育，获取与日俱增的学习知识之外，记忆中还有一件事。就是1955年3月1日全国开始发行第二套人民币。记得此前还是使用面值为几百、几千、几万的人民币，而从这天起，就要统一改用面值只有几分、几角、几元的人民币了，也感到好奇，这天用的全都是新纸币，对小学生来说，也是很喜庆的事，就像过春节一样。记得在上学的路上，我们要买油条吃早点，此前要用“贰佰元”，用新纸币只用“贰分钱”，很有点好奇。

　　二、就读城关区中心小学（1955年9月—1957年7月）

　　这是当年在城区唯一的完全小学，所以我们初小毕业自然可以就升学到（城关）区中心小学读高小。区中心小学是座老牌小学，2006年就到了建校100周年，当年我荣幸地受邀以1957届毕业生的名义为母校的百年校庆提交了一篇回忆文章《难忘的小学情怀》。我还清楚记得那个年代的区中心小学布局，有简陋的二层主教学楼、大礼堂、操场，我所在的57届六（四）班教室设在二楼最东头；还有东园、北园和南园教室群、行政用房。

　　在那个年月，我们经历了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社会热潮，机关单位内普及跳苏联式的交际舞。我国在学习苏联集体农庄经验后，相继出现了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这个时段，我们还亲历了城区工商业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运动，我父母的“严金记”裁缝店成为“城关成衣合作社”总处。区中心小学于1985年改名为实验小学。

　　小学阶段，是认字和学习写作表达的阶段。小学生学习汉字，应该伴随有一个学习汉语拼音的任务，然而我们这些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老人们在小学阶段，就没有学过汉语拼音，这是一大缺憾。现如今，不会汉语拼音成为老人们在信息化时代存在最大“数字鸿沟”的主要原因。我们对《汉语拼音方案》擦肩而过。今天许多老人只会使用手机语音通讯，其他更便利、更经济、更丰富的短信、微信和微博通讯方法却是渐行渐远。

　　如今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是1955—1957年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订的，并于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承认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1957年我从区中心小学毕业，当年，因没有《义务教育法》的保障，小学上初中还需要“拼爹”。具体地说：就还是执行家庭出身+学习成绩+本人年龄等条件竞争上初中。上文曾提到，那几年，我的父母曾开设了城区地段最好，门面最大的裁缝店，另外还带有两位学徒。所以我是手工业家庭出身，这与工人、城市贫民、农村的贫雇农等红色家庭出身相比，只是粉红色的家庭出身。于是，在优先照顾红色家庭出身和年龄偏大学生的大政策下，我们一些同学只有先让出升学机会，没有能应届升学初中，这也可以说是遇上制度性失学，我们就是第一次入学高潮的“落水者”。

　　就读市心街沙埂补习班（1957年9月至1958年2月一个学期）。没有直接升学初中，在城里，有老师组织了市心街沙埂补习班。补习班是不计学籍的，基本上就是帮助家长管理这些制度性失学的小学毕业生。补习班里约有40名城区小学毕业生，都是因为遇上同龄的“战后婴儿潮”和拼出身的年代，家长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让我们在补习班里消磨时日。当然，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原因，反正上学偏早，还消磨得起。

　　就读市心街沙埂补习班期间，印象较深的是当年建设新安江水电站的宣传海报。新安江水电站坐落在浙皖交界、浙西山区的建德、淳安县境内；位于钱塘江上游干流新安江的上铜官峡谷，是新中国成立后依靠国内自己的力量勘测设计，制造设备和施工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也是华东电网水库调节容量最大的水电站。1957年4月主体工程开工，1960年4月主体工程基本建成。[首台机组投产发电，1977年10月9台机组全部投产，总装机容量66.25万千瓦]。如今的新安江水电站库区已发展成为“千岛湖”旅游胜地。

　　三、就读鹿溪初级中学（1958年9月—1961年7月）

　　1958年的上半年，鹿溪中学又找到新校址，就开始举办春季班，沙埂补习班的同学基本上就装入这个春季班，也算为这些家长们解决了子女的入学初中问题。在春季班学习一学期后，在同年秋季招生时，又将春季班分解，少部分年龄偏大的向上转入二年级，大部分要与秋季入学的新生班合并，成为秋季的一年级新生。这样，我们这些学生就被生生降了一级。我说这是一种制度性降级，就是那个年代的特有现象。而现在我们真要感激鹿溪中学，否则我们就得继续辍学。

　　鹿溪中学是一座由国民党起义将领、省政协委员、人民代表王庚白先生联合几位有抱负、有知识的老教师共同创办的民办初中，家长要交稍微多一点的学费，教师的工资也要比公办中学少一点。(开办民办中学是应对第一次入学潮的好办法)，它所录取的前三级初中生，就是以城区适龄学生为主的，客观上也大大减轻了另外两座公办中学的入学压力。那年月，老百姓搞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劲头都鼓得足足的。1958学年我上初中一年级，赶上党中央号召全民大办钢铁，为实现年产1070万吨钢铁而奋斗，土法炼钢，到处砌有土高炉，还是烧薪柴的，旁边配了风箱。我曾替父亲到单位工地炼铁，不过忙乎归忙乎，由于缺少科学知识，烧了大量树木柴薪，并没有炼得多少有价值的钢铁。在鹿溪中学，校舍是靠多渠道调用民房来解决的。在1959学年，我们在校三个年级就用了二处校舍，初一年级是在大东门路亭旁的一座蜡行；初二和初三年级在江山婺剧团旧址（紧贴现城东幼儿园北面）。如今，这两处校舍早就伴随老城区的升级改造而拆除了，而到了2012年，大东门路亭还保留着(见附图2)。

　　上初中期间，我们还参与了全民除“四害”，“四害是指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消灭前二种害虫就是靠人工拍打，灭老鼠的证据就是提供老鼠尾巴后，就地掩埋。这个消灭麻雀的办法最兴师动众，要全体居民总动员，集中安排在某天凌晨，大家齐动手，敲锣打鼓放鞭炮，扰得麻雀到处飞，实在飞累了，从树上掉下来再捕之。显然,捕麻雀的效率很低，也就难以　持久。不久又宣布，经研究，发现麻雀不是害鸟，它除了要吃点粮食外，也吃多种植物害虫。老百姓就戏说，麻雀从此平“害”了。

　　鹿溪中学在城区办了三学年，1957年9月到1960年7月，差不多就经历国家经过“大跃进”折腾，又开始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时候。到了我即要读初三的1960年的９月，按上级安排，鹿溪中学迁往大陈乡，使用大陈乡《汪氏祠堂》办学，这可以彻底解决鹿溪中学的固定校园问题。这一年，我开始成为住宿生。

　　1961年的7月鹿溪中学初中毕业时，因为要吸取三年前小学升初中所遇到的“制度性”失学的教训，在巨大的心理阴影下，我决定不填报江山最高学府江山中学，而将峡口中学报为第一志愿，尽管成为住宿生显然是要增加家庭经济负担的。果然，在我们鹿溪初中1961届两个班级近80名毕业生中，只有7人被高中录取，其中3人考取江山中学，4人考取峡口中学。应该说，其中相当一部份毕业生是受苛刻的“政审”所限，即受家庭出身或家庭社会关系的影响根本就不可能升高中。

　　如今，鹿溪中学几经变迁，于1968学年改名大陈乡初级中学。大陈乡初级中学于2006学年又整体迁往丰足，并成丰足中学。到2009学年，丰足中学和赵家中学合并成立了现在的城北中学。因此从办学年份和历史沿革情况说，鹿溪中学是当今城北中学的前身。

　　四、就读峡口中学高一（1961年9月—1962年7月）

　　这是峡口中学连续第二年试办高中班，学校是很重视这试办班，这可以解决全县高中的分布问题，此前只有城区江山中学办高中，城关中心区在全县区域内是偏北的。所以峡口中学办高中对全县南部的峡口镇、凤林乡的学生比较有利，事实上，我们这个班级约60名新生中大部分学生就来自峡口镇附近乡村。这一年，我还是住宿生。

　　事情比我们想象的变化快，到1962年，全国粮食供应出现问题，在那个口粮也属于教育资源的年代，需要改变高中生吃商品粮的政策，即家住农村地区高中生要将学生户口退回农村，变成自带口粮上学。这对于峡口镇一带的乡村学生真难以为继。由于办学资源的短缺，峡口中学只能停止试办高中，同时将高中两个年级各一个班级并入江山中学，全县又恢复成只有一个完全中学——江山中学。

　　五、就读江山中学高中（1962年9月—1964年7月）

　　1962年正逢三年困难时期，峡口中学的高中班没有继续下去，分属两个年级的两个高中班同时并入江山中学。这样，到了1962学年，江山中学就集中了全县的9个高中班级，其中，高三年级四个班，（并入一个班级后增加了高三丁班，是将并入班级的同学均衡地分插到四个班级）。当年我所在的高二年级共三个班，并入的这个班级单独编为高二丙班；高一年级则只有两个班级。这样，我又回到城区上学，成了走读生。这三个年级都在1966年起始的文革前毕业离校，一起成为“文革前高中毕业生”。

　　江山中学采取许多激励学生勤奋学习的办法，到了1964年7月，我们这些学生经过中小学12年的刻苦学习，克服重重困难，已经从稚嫩的孩童变成了踌躇满志的高中毕业生。

　　（作者系江中1964届高中丙班毕业生，当年考取清华大学。本文选自江中1964届高中甲班毕业生主编的《江山中学一九六四届高中同学联谊文集“金桂飘香”》，文中增添了三张附图，并有文字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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