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年我们问出了一本书百问千里

希孟是谁？如何断言希孟姓王？这幅青绿长卷一画完就叫《千里江山图》吗？蔡京题文中的“此图”如何对应《千里江山图》？还有溥光的跋文，如何证明画作、蔡题、溥跋不是历史碎片拼凑成的一个故事？五百年后，宋荦《论画绝句》里提到的就能拿来说事儿吗？《石渠宝笈》里著录过的就能当真吗？政和年间的事儿，九百多年了，就这么几条资料，谁能说得清楚？《百问千里》书影年9月，故宫博物院举办“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其中长度近12米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在午门正殿与紫禁城中轴线垂直的位置上全卷展开。展览再一次引发了“故宫跑”，展厅里摩肩接踵、游人如织，一时间，赞美声、称奇声以及质疑声，充斥街头巷尾与各大媒体的重要版面，引发社会热议。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与此同时，《故宫博物院院刊》在年第5期发表了余辉先生文章《细究王希孟及其〈千里江山图〉》。在求知欲的驱使下，我找到余辉先生本人，与这位谦逊且严谨的学者交流，出乎预料的轻松、融洽。他非常乐于回答关于《千里江山图》的任何问题，不管是历史常识，还是学术研究的关键问题。在娓娓道来之后，他还常常肯定地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好！”余辉先生在开放的交流气氛中，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能在刊物上把研究过程中许多未能展开的细节与思维过程系统地铺开，既回答了我的疑惑，也可让广大读者大快朵颐，同时更为持不同观点的研究者、质疑者提供了释疑解惑的平台。几次沟通之后我们商定，文章就以问答的形式展开：首先，文章的主体即在余先生自己追问→求证→坐实的过程中推进，一个虚拟的“设问者”即展现出这位优秀艺术学者的主要思维过程。同时，为使内容更加丰富，结论更具有说服力，余先生还准备把许多专业院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师生提出的问题以及“反方”的意见搜集整理，在文中一一作答。就这样，我们开启了“百问之路”。编者与余辉先生从年第5期开始至年第6期，《百问千里——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问答录》间断性地在《中国美术》上连载了六篇，共计“百问”。在“百问”期间，经历了“《千里江山图》暨青绿山水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跨千年时空看《千里江山图》——何为历史与艺术史的真实”论坛，以及《中国美术报》《美术观察》《中国书画》《收藏》等报刊上刊载对《千里江山图》卷的研究。在论坛、纸媒、网媒等不同的平台上，学者们对《千里江山图》卷及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也提出了很多相同或相左的问题与意见。除了梳理自己的疑问，余辉先生就他者的质疑也及时进行了回应。《中国美术》年第5期刊载《百问千里——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问答录（一）》这一年多来的连载，形成了书稿的主体面貌，在此基础上余辉先生又进行了扩写，在年年底，新稿扩充为十篇，将原六篇连载文章整合后，又补充了《引言》《〈千里江山图〉卷的诗意与赏析》《〈千里江山图〉卷的材料检测与分析》《〈千里江山图〉卷的艺术影响》等四章。而后，在年的3月书稿又调整为十二章，增加了《〈千里江山图〉卷十八求证法》《〈千里江山图〉卷研究的研究》，对本书所涉及研究方法、研究心得进行总结、讨论。年4月20日，余先生发来了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北宋卤簿钟（铸造于政和五年年之前）资料，将《千里江山图》卷存在的物证扩大到工艺美术领域。北宋末卤簿钟文中对卤簿钟纹饰的考证同年5月，稿件内容基本完整、齐备。为了佐证《千里江山图》卷是一幅写生长卷，且作品主要取景地在庐山至鄱阳湖一隅，年12月，余辉先生第三次赴庐山考察，在黄岩景区拍到了同框出现的“四叠瀑”照片，并随即发送给我，增补到书中相关位置。庐山唐代黄岩寺（重修）东北两公里处可见四叠瀑，枯水季暂时断流关于四叠泉的内容增补从年到年，这“一问”，就是三年。这三年间，余辉先生倾注心血，将他对《千里江山图》最好、最完善的研究文稿都交付到了我的手中。我兴奋的同时也常扪心自问，能否以最好的编辑水准妥善安置这些图文，也因此而倍感压力。这三年间，随着“问”的持续，书稿内容一再调整，也使得此书迟迟未能定版付梓，在很多细节的改动上我也出现过不同意见，但每次都被余先生的孜孜以求所折服。这三年间，关于书稿调整的邮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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