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是什么含义绍兴地名具有怎样的文化内涵

#古史传奇#

原创牛汝辰

“绍兴”地名源于宋。12世纪20年代，北宋北面日益强大的女真族政权——金，攻下了北宋首都东京汴梁（现开封）。当时北宋皇帝钦宗和太上皇徽宗都成了金兵的俘虏，金兵大肆抢掳东京后，又继续发兵南下，想一举推倒宋室江山。在国家危难之际，康王赵构被拥立为皇帝，即宋高宗。高宗从海上逃到了会稽（绍兴原名），使会稽成了南宋王朝的临时都城。为了励精图治，匡兴宋室，即所谓的“绍祚中兴”（绍，继也；祚，皇位；中兴，复兴）赵构决定用“绍兴”作为自己的年号，并把会稽改称“绍兴”。

（一）绍兴地名的丰富文化内涵

1.地名反映人民求和睦吉祥的心态

历史上的战乱和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很大的伤害，民众不堪其苦，于是普遍产生求天下太平、安宁的心态，希望过上和和顺顺、安居乐业的日子。人人亲善幸福，丰衣足食，期盼没有兵战、械斗，没有饥荒、瘟，于是将这些美好愿望的词语常常命为地名，例如：安华、保和、思安、水宁、安昌、太平、福全、丰惠、中爱、和平、福源、永丰、长乐、富润、广利、昌福、友谊、诚爱、博济、幸福、定安桥、隆兴桥、集贤桥、福祈山、都昌坊、富民坊、咸欢河沿等。这里不仅有祈求安宁、昌盛的希冀，也有祈求福寿、吉利的良好愿望。

2.地名反映经济生活

经济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绍兴自古以来经济比较发达，因此经济的影响在地名中也有所反映。例如：糕点弄、新市场、香粉弄、油车弄、盐仓桥、桑园陈、富民坊、都昌坊等。这些地名反映了绍兴历史上的经济特色。以经济特色命名在全国的地名中是一个普遍现象，如葡萄沟、马集、铅山、梨树等。绍兴也生产陶器，虽然不像景德镇陶器那样闻名于国内外，但是绍兴陶器业的历史可以在地名中得以反映，如陶堰、陶里、青陶。越窑瓷器自东汉以来即已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

据考证，在汉晋时期的茶具、酒具、餐具、文具、容贮器、盥水器、灯具、卫生用具和随葬冥器等各类生活用品中，都存在有越窑瓷器的身影。唐末五代吴越王钱镠在位时期（梁开平元年，年），越窑瓷器作为吴国重要的“出口”商品，为吴国换取了巨大的“外汇”收入。当时大小窑场星罗棋布于浙江东南一带。越瓷尚青，这在绍兴地名里有所反映，如“青陶”。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秋色越器》一诗中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就是赞美吴越青瓷的，吴越青瓷因其诗句更加名声大振。

3.地名反映自然神崇拜

在古代原始人的眼里，强大而自然、神秘的自然力，即风、雨、雷、电等具有至高无上的灵性，可以主宰人类的命运，因此人们把它们当作神灵加以顶礼膜拜。例如：“龙”是本无确定概念的动物，据说是人类远祖在原始部落时的图腾，因而人们素称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

人们又认为龙是主宰降雨的神，所以因天气干旱少雨或水灾泛滥对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或生命造成危害时，人们就要到龙王庙进行求雨或止雨仪式，龙王庙遍布全国。而且封建社会以来，龙又是帝王的象征，可见龙文化蕴含着古老悠久的人文积淀，并极富想象力和象征性的传统形象。龙在漫长的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不断丰富又被全国老百姓所认同。于是出现一批以龙命名的地名。如黄龙、云龙、九龙、龙岩、龙游、龙井、龙潭、青龙桥、龙泉山、黑龙江、龙门港等。绍兴地名中有龙山、龙门、蛟镇、龙华桥、龙皇庙等。

4.谐音与雅化反映求美心里

地名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生音变，这种变化是在较长时期内形成的，这其中多以谐音而变化，例如：江藻，据明代钱时的《明镜里赋序》记载，宋元为陶者居，得玉缸灶中，蜃溢而出，泛以梅梁，沉之湖中，故名缸灶。当地方言“缸灶”与“江藻”同音，谐音改为“江藻”。忽都，诸暨店口一村名。“忽都”是“勿赌”之谐音，相传古时此村村民嗜赌，以赌为习。后移风易俗，嗜赌风气渐转，便名“勿赌”，意为不再赌博，以后谐音改为忽都。祥隆，本名墙弄，谐音雅化为祥隆。旺妙，传说宋高宗赵构被金兵追击，南逃经此，丢失王帽，人以此为名“王帽”。后人因其音似旺妙，故名旺妙村。谐音音变后听起来顺耳，读起来顺口，且有求雅求吉的心态，所以变化后的地名更加文明高雅。

地名也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之一，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且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而不断发展。它不仅对人们的生活交往起到指示称代作用，而且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地名是浓缩的历史，是缩写的文化。总之，华夏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我们仅从绍兴地名中也可窥见一斑。

（二）绍兴地名文化寻根

绍兴是一座文化古城，历史悠久，自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崛起的一霸，在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古越文化几经沧桑巨变，在古夷越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纳各种外来文化，最后发展为现今的吴越文化。董楚平先生在《吴越文化概述》中说：“西周时期，吴越文化的中心在宁镇，到春秋时期，吴越文化由宁镇逐渐扩大到太湖地区。汉代以后至今年间，吴越文化的中心地区一直在吴会平原。鸦片战争以后，吴越文化的精英向上海聚集，上海成为吴越文化的中心，并向西做扇状辐射。”以太湖、钱塘江流域为中心的吴越文化又可以分为浙西和浙东两种类型，浙东文化就是宁绍平原的越文化。

追溯吴越文化的根源，据董楚平先生论证：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长江下游的基本居民，都不是中原的华夏人，在古代文献中，“夷”字的涵盖面比“越”大，一切异于华夏的民族，都可以称为“夷”。因此称新石器时代到战国中期的长江下游的基本居民为“夷越”人，这四五千年的文化就称为“夷越文化”。这应该是越文化的源头。公元前年，楚威王“大败越”（《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国从此衰微，楚人从西向东，从北向南逐渐占领“故吴地”。

公元前年，秦灭越国，公元前年，秦始皇来到会稽，迁“大越民”到已经华夏化的“故吴地”，把华夏人迁来填补“大越”故地，并按照“水南山北为阴”的华夏地名惯例，把古越更名为“山阴”。汉武帝时（公元前—87年）又迁瓯越（浙南）闽越到江淮地区。

在这多年里，经过这种族大换班，吴越地区的夷越文化变为汉族文化，这是吴越文化经历的第一次转型。这次转型使吴越文化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转向汉以后的崇文，政治色彩由浓而转淡。从东吴到南宋，吴越地区出现三次发展机遇。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是中华文明的三次劫难，这三次劫难从外部给吴越带来了发展机遇。永嘉之乱、靖康之难迫使朝廷两次搬家，前次搬到建康（南京），第二次搬到临安（杭州）。

六朝时的建康与南宋时的临安都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但都不是吴越文化的代表，而是来自中原的异质文化。移民潮给吴越带来中原的先进文化，经过长期融合，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呈现出纯正、成熟、鼎盛的状态。从南宋至今，吴越地区成为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地，吴越文化成为最发达的区域文化。鸦片战争以后，吴越文化又经历以二次转型，这次转型是全国性的，吴越地区的文化精英汇集于上海，使得吴越地区成为文化转型的最先进地区。了解了吴越文化的发展、磨合、融会与积淀，就不难理解绍兴地名中蕴涵丰富文化的原因了。

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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